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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 | 昏鸦乐队:现实沉重,在音乐里找浪漫

2018-12-12 03:16:45 来源:

年底的音乐界颇为热闹,很多名团都推出了久违的新作。而来自台湾的昏鸦乐队于11月底推出的新专辑《我们目前是什么都先不做》是其中不可不提的一张。距离上一张专辑《一切不灭定律》的发行已过去三年,如今的昏鸦乐队告别了曾经的黑暗寓言与缤纷童话,开始在生活琐事中捕捉浪漫,献上了这么一张幽默俏皮、又带着些苦涩和忧伤的作品。

新专辑发行后,昏鸦乐队并未如其所说的那样“目前什么都先不做”,而是立刻踏上了巡演之旅,先后为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汉、厦门的乐迷献上现场演出。与寻常的乐队巡演不同的是,他们还在各地的书店举办分享会,畅谈新专辑创作中的点滴与巡演中的趣事。
12月初,在昏鸦乐队言几又·上海长宁来福士店的分享会后,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昏鸦主唱李中立。他谈起了远离大陆乐迷视线的这三年里,昏鸦所经历的种种变动,例如两名老成员的离开与一名新成员的加入;乐队成员的生活也都多少发生了变化,李中立自己更是从台北搬到花莲,在海边开了一所民宿,《我们目前是什么都先不做》中的歌曲都是他听着海风写就的。
昏鸦乐队新专辑《我们目前是什么都先不做》
年过三十、有着一个四岁半儿子的李中立笑称新专辑是一张关于“中年危机”的作品,但他言谈间他依然习惯于自称青年。“我其实还不算真正进入中年,”李中立说,“但我不想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老了,不想自己已经老了还无法接受这件事,这种感觉很可怕,所以早点开始进入这个话题挺好的。”对于自己的未雨绸缪,李中立的解释是“在悲观中保有乐观”,这种态度也在专辑《我们目前是什么都先不做》中贯穿始终。
告别“寓言式”歌词创作,记录生活点滴
“摇滚乐手很像中古时代的剑客,用美丽的乐器作战。出去巡演就像去打一场仗,也许能征服观众,或者我们被打败也说不定。”李中立说。
对日常生活做出如此浪漫的想象,正是李中立的专长,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了昏鸦的新专辑《我们目前是什么都先不做》中。例如《晚餐后的唐吉轲德》中的“擦干碗的我如此成熟稳重/每个小细节从来都不放过/披上那盔甲骑着那匹瘦马/我将永远是那爱情的游侠”为洗碗这件小事赋予了骑士精神;而《测光》中“我把为你穿过的/三十万种黑暗/折好/烫平/放在你我相遇的暗房里”则是身为影像工作者的李中立独有的诗意。
昏鸦乐队主唱李中立
不同于前两张专辑脱离现实的“寓言式”歌词创作,《我们目前是什么都先不做》记录的都是李中立的生活点滴。《Minimalist Runner》一曲就源于他搬到花莲后,时常在海边夜跑的经历。“花莲的海滩都是砾滩,大部分地方都不能下海玩,因为在大概十米内就是一个200米深的大陆棚,是非常险峻的。”李中立说。所以他时常在夜里一个人跑到悬崖边上,低头望见整片黑色的海洋,孤独感扑面而来,“我要在夜里/在黑暗中把青春都丢去 ”的歌词就这么浮现在脑海里。
而此次在大陆巡演,公司别出心裁地安排昏鸦在北戴河的阿那亚黄金海岸,让昏鸦在海边的礼堂唱了一晚。“我从来没到过这么冷的海边,深秋的阿那亚的植物是泛黄的,海滩和礼堂都是一个非常孤独的状态,”李中立回忆道,“这跟花莲的海很不一样,我们的海更蓝,但没有那么好的沙滩。”
昏鸦乐队在阿那亚海岸演出的礼堂
李中立搬至花莲的日子选得很有仪式感,是2016年1月1日,因为想“追求一个全新的开始”。人生的前30年都在台北度过的他,突然决定结束自己做了多年的影像工作,与妻儿一同来到花莲,开了一件民宿和一家咖啡馆,从零开始新的生活。当然在这个浪漫的决定背后,现实并不浪漫。由于需要同时经营两家店,并养育四岁半的儿子,李中立完全没有整块的时间用于创作,只能逼着自己每天在昏鸦的脸书上把零碎的灵感写成一首小诗,就这样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创作了100多首诗,为《我们目前是什么都先不做》攒下了歌词素材。“过去我会看大部头的小说再进行反思,进行‘寓言式’的创作,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做这种事了。”李中立坦诚地表示,风格的转变也是迫于现实。
当然,这也归功于李中立在审美上的追求 。他非常喜欢广东乐队五条人的歌词。他表示,五条人的歌词用的都是大白话———比如《广东姑娘》和《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》——却能在寥寥几句唱进听者心里,竟能让他感动得边听边哭。于是“大白话”成为了李中立的追求。在昏鸦的第一张专辑里尚有一些文绉绉的表达;到了第二张少了一半;而现在,新专辑里已经基本没有了。
除了歌词,新专辑的旋律也更为轻快,觅不到过去的暗黑张狂。“昏鸦从未在曲风上设限,我们的音乐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,所以曲风的转变反映的也是我们心境的变化。”李中立说。2013年首张专辑《寓言式的深黑色风景》发行时,李中立刚刚服完兵役,正是热血的年纪,对现实心怀愤怒与不满,因此他们的音乐里透出了锋利的鸦黑;而创作第二张专辑《一切不灭定律》时,李中立的儿子刚刚降生,所以音乐中多了很多童话式的表达;到了《我们目前是什么都先不做》,面对眼前的疲惫生活,李中立选择用一种幽默、调侃的方式去应对。“生活压力已经够大了,没法去写一些沉重的东西。”他说。
疲惫之外,生活中也不乏甜蜜与温柔。新专辑中有一首名为《Mooon》的悠扬小曲,源于李中立与儿子的一段对话:“你问死掉了会怎样/我说会去另个地方/你问那里有河流吗/我说当然会有的啊/那也会有鸭子吗/当然应该也有的啦/那会咬人吗(应该不会吧)/那你会在那里吗”。
“那你会在那里吗?”当儿子突然问出这句,李中立心中顿时一震:“我觉得它甚至比我大部分的词都还好,因为那是真实的对话,而且是来自于一个小朋友的东西,我觉得它太珍贵了,比我写的词要珍贵得多。”
用音乐逃避现实,其实更纯粹
昏鸦里没有全职乐手,人人都是“斜杠青年”。不仅主唱李中立身兼民宿老板和咖啡店主,其他成员的职业也都五花八门:舞者大宽是一名导演,鼓手易修开了一家咖啡甜品店,贝斯手杰霖有一个小吃摊,每天早上四点就要起床煮面线;新加入的键盘手胖比是做舞台灯光艺术的,吉他手辉彦竟还是一名科学家。
多样化的职业意味着多样化的思维,但这并不会影响昏鸦的创作。成员们很信任李中立的词曲创作,会完全把这部分交给他完成,而后由乐队其他人对其进行编曲。
李中立搬到花莲后,乐队成员的碰面次数变少了,直到录专辑前才开始频繁地练团。“正因为见面时间不长,所以我们也变得更珍惜一起的时光,”李中立顿了顿,继续解释道,“三十几岁这个这个时段刚好是乐队的一个分水岭,很多乐队都开始解散了,因为他们必须要为现实做一些妥协,至少我们在努力维持。大家都不容易了,为了找出练团的时间,像我就必须要‘抛弃妻儿’一阵子,请太太一个人撑住两家店,我一个人来台北。”
昏鸦乐队巡演上海站现场
这两年,昏鸦的阵容也发生了变化。原本的“竹林七贤”已不再,吉他手大酷和合成器手神秘人的离开使昏鸦音乐的复杂性打了折扣。好在他们又迎来了新的键盘手胖比,年轻的他不仅降低了昏鸦乐队的平均年龄,也为他们的音乐平添了一些活力与轻快。“我们的编曲不再像以前那样复杂,但这正是我想要的,我希望它轻松一些。你在聆听中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故事,没有那么多起承转合,而是更连贯,”李中立说,“前两张专辑听着让人神经紧绷,你必须很专注地听。而听新专辑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边做菜或开车,它是可以在做其他事的时候当背景音乐来听的。”
总强调希望新专辑的歌曲令听者感到轻松的李中立,承认昏鸦想用音乐逃避现实。“我们乐队没有人靠音乐去维生,而是将它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,所以我们的音乐也就比较纯粹。当你想要浪漫一点、开心一点的感觉,就可以来听我们的歌,看我们演出。”
昏鸦的现场演出确实轻松有趣,笑声不断,如同一场派对。这其中制造最频繁笑点的是舞者大宽的角色。这趟大陆巡演,大宽一直戴着一副羊角鸟嘴的面具,跟着节奏随性地跳着舞,时不时在中立唱歌时使个坏,或者牵起胖比的手共舞一曲。谈起那副面具,李中立大笑,他告诉记者,大宽一直有戴面具跳舞的惯例,但过去戴的是一个从墨西哥艺术家制作的猪头,后来才请了一个台湾的艺术家专门订做了现在的面具。“我们乐队毕竟叫昏鸦,一直戴着一个猪头,有一点点怪,所以就换成了现在这个头。”李中立笑道。而这个羊与鸟结合的造型中并没有深刻的文化意蕴,仅仅是为了有趣。“没有什么复杂的含义,我们就是很随性的,”李中立解释说,“大宽有时还会在台上吃苹果呢。”
随性、自由、不设限,正是昏鸦艺术气质的核心。这支风格不定、变幻莫测的乐队,在音乐之外,由于乐队成员的其他职业,昏鸦与影像、绘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创作出了极富画面感、剧情性的音乐。另一重身份恰巧是导演的大宽担任了昏鸦MV的导演,制作出了非常精致考究的作品;而热爱绘画的李中立也曾为《银河冬令恋曲》《我们如此超群绝伦怎能居于世俗所见》《为了已死去的王子》等歌曲创作了一系列画作。
对李中立来说,影像和音乐都需要依靠集体合作完成,而画画是独属于他自己的东西。“这么一说,画画也是一种能让我从人群中逃开来的方式。”李中立笑了。他还坦承,花莲的幽静生活并不适合自己,亲近大自然并不是一件时刻都很有趣的事情,目前的他很想念台北,正在考虑搬回来。“好像我总是没有办法自在地存在于某一种状态下,好像永远都找不到自己,生活在他方。”他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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